从上等烟叶中去挑选中华原料比例不大，当年一般仅10%左右，需要提供的数量很大。记得1980年烟叶减产，上等烟紧张，山东临沂地区有7包上等烟调到开封烟厂，省公司知道后，责成必须追回，调给上海，否则停止对开封一切调运，开封烟厂只得把7包烟叶用零担运往上海，说明了对上海调拨上等烟保证中华烟生产的严肃性。
由于“中华”烟原料数量较少，至八十年代每年产量一般在几千箱，不超过一万箱（根据原料数量而定）。大跃进年代，原料更是匮乏，国产陈烟叶供不应求，于是采用了人工发酵烟叶工艺技术，同时，开始人工挑叶（解把挑叶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烟叶由中央统一调拨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原料供应发生困难，“中华” 烟每年生产一些，但数量甚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开始少量使用一些进口烟叶（美国、泰国、津巴布韦等），但须每年向中央申请外汇额度。
从1965至1967年，“中华”牌卷烟就出口香港市场。1985年，上海烟草进出口公司成立后的年出口820件“中华”牌等沪产卷烟，创汇11万美元，以后逐年上升，1992年出口295520件，创汇3991万美元，出口地区扩大到新加坡等东南亚市场，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外汇，同时也为上海卷烟厂引进国际先进卷烟设备提供了充足的外汇储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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